歷史的真相真相,歷史歷史的真相文史隨筆2009-08-2011:21閱讀241評論0字號：大大中中小小幾年前，朱正先生說要寫一部“二十世紀史”。不熟悉朱正的，以為他只是說說；注意閱讀朱正的人，一定知道他的《一九五七年的夏季》——這部全景式寫反右派運動的大著，就被學術界譽為“信史”，是二十世紀史的重要部分。他的單篇短文，無論談人談事，或談史談書，都很有見地，讓人深思。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一套“思想者文庫”，其中就有他的《辮子、小腳及其它》。書中許多篇章，都可視作二十世紀史的片斷。如《一百年前的思考》、《回頭看袁世凱》、《唐縱日記中所見的一次沒有實行的改革》、《兩個朋友》、《姚文元的刀》、《關于排隊購物的說辭》等等，都表達了作者一貫的嚴謹思考。朱正曾說過，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，就不得不研究中日和中俄關系史。這里就談談中俄關系吧。沙俄本是歐洲國家，但它逐漸向東擴張，到十八世紀中期已和中國東北、西北和北部接壤，不斷尋機蠶食中國。據一九六九年“珍寶島戰爭”后中國公布的數據，沙俄通過《中俄璦琿條約》、《中俄北京條約》、《中俄伊犁條約》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，竟割去了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十月革命后，布爾什維克執政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，俄國蘇維埃政府發表第一個對華宣言，宣布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，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；次年又發表第二個對華宣言，宣布“放棄侵占所得之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，并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，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”。可是，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九，八十年了，是否真的“廢除”、“歸還”了呢?事實大家已經知道，但我們還在自己欺騙自己，從學校歷史教科書到學者專家的近現代史專著，都沿用了“廢除”說。朱正先生的《解讀一篇宣言》，就以無可爭辯的史實，論證了“廢除”一說的虛偽性和欺騙性。對華宣言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?現在的中學《世界歷史》課本是這樣說的：“蘇維埃政權面臨著極其嚴重的困難，敵人從四面八方猛撲過來，侵占了蘇俄四分之三的國土。”一九五零年莫斯科中文版《聯共(布)黨史簡明教程》也承認：“當時……面包供給不夠，肉類供給不夠，工人忍饑挨餓。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城中的工人每兩天只能領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，甚至還有完全不能發給面包的日子。”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，面對危局，列寧致電德國，主張訂立和約，德不予理會。直到二月二十二日，德國才同意簽訂和約。“二月二十三日，中央決議接受德軍司令部所提出的條件并訂立和約”。這時“拉脫維亞、愛沙尼亞——更不用說波蘭——割給了德國；烏克蘭脫離蘇維埃共和國而變成德國的藩屬國(依賴國)。蘇維埃共和國按所訂條約應向德國繳付賠款”。這就是當年蘇俄布爾什維克政府發表對華宣言時的處境。朱正文中說：“那時東西伯利亞一帶并不在蘇維埃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，謝苗諾夫的白衛軍在這里活動，濱海省和庫頁島被日本占領。”實際上，當時僅有全俄四分之一版圖的蘇維埃政府把它不曾有的“放棄”和“歸還”我，完全是一種策略和手段。為了擺脫孤立困境，它一面堂而皇之的“宣言”，做出一種姿態；一面派遣特使推銷革命。如一九二年春吳廷康(中文名)來中國勸陳獨秀、李漢俊組建中國共產黨；一九二二年越飛來談中俄建交，后來又是卡拉漢。朱正說，“很清楚，廢除中俄舊約有一個前提條件，就是‘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務方面同蘇俄合作。’如果愿意合作，具體地說，在當時就是單方面宣布廢除與其他西方國家締結的條約，才能談到廢除中俄舊約的問題……由此看來，與其說是出于對中國的同情，還不如說是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制造事端，以配合蘇俄推動世界革命的政策。”(《辮子、小腳及其它》177-178頁，以下引用只注明頁數)。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”，這是事實。但我同時認為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蘇俄給中國最先的鼓舞還是兩張“空頭支票”(即兩個宣言)，這促使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蘇俄的選擇。一九二年四月三十日李大釗撰文稱，“最近俄羅斯勞農政府，聲明把從前羅曼諾夫朝從中華掠奪去的權利一概退還，中華的青年非常感佩他們這樣偉大的精神”；張西曼在《晨報》發表文章說，“俄國國民，原是世界上酷愛自由、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民族……他們慷慨地將從前……在我國所掠奪的種種權利，全數還我”；瞿秋白心向往之，親赴俄羅斯，寫就了《赤都心史》那樣的著作……于是，中國一大批先進分子放棄了西方模式，選擇了蘇俄的道路，并且取得了一九四九年的勝利。由于感激，暫時忘記了“老大哥”的欺騙也許可以理解，但遲至今日，“老大哥”早已撒手人寰，而我們還沒有關于這個“宣言”的正確說法，這就令人遺憾了。史學家胡繩主編的《中國共產黨七十年》依然對“宣言”持完全肯定的態度，這對聲稱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無疑是一個嘲弄。當今之世，國際共運雖未劃上句號，但大勢如何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在中國社會面臨轉型陣痛的時刻，面對那么多的歷史騙局，一切愿意思考的人們是不會放棄思考權利的。朱正在《怎樣的天火》中寫道：“我毫不懷疑他(指張西曼，引者注)的愛國心。我深信，他是真正相信了這些，以為這真是科學的真理，真以為照這樣做了就會造福他的祖國和人民。當年相信了這些的，豈止一個張西曼!……魯迅，他應該說是比張西曼更有思想、更有識力的人物，不也是一個普羅米修斯嗎?他曾說過：‘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，使我確切地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。’(《魯迅全集》第六卷18頁)不但中國哩，魯迅還說：‘在現在，英國的蕭，法國的羅蘭，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。’(同上，第四卷462頁)為什么在中國和世界，不少有頭腦、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都相信了這些?這顯然是不能用盲從來解釋的。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，宣告了一場歷時七十四年的試驗的終結。現在還剩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：這些普羅米修斯竊來了怎樣的天火?”(171-172頁)朱正提出的問題，也許現在還不是回答的時候，但是無法回避的。《怎樣的天火》是朱正讀《張西曼紀念文集》(1995年，中國文史出版社)的一篇雜感。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張西曼其人——張西曼一***六年生于湖南長沙的一個閥閱之家，他的族兄張百熙是清末名臣，曾彈劾過李鴻章，舉薦過康有為，可說是有膽有識。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八年，張西曼曾兩度赴俄國留學，接受了俄國文化的熏陶，后來更主張“接受蘇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組織方法和經驗，以促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”。他曾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，創辦《中蘇文化》雜志。他的同鄉老友田漢曾在悼詩中說：“能有幾個人/像他這樣/固執親蘇親共的真理/二十年如一日?”他的老友常任俠也說：“對于政治，他有一貫的對蘇聯人民友好的信念、對列寧崇敬的感情。”一九三九年九月，蘇聯根據同納粹德國簽訂的密約，隨德國之后進兵波蘭，他卻說“蘇聯出兵”是“爭取和平的真義”；一九四一年四月，蘇聯同日本簽訂了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《蘇日中立條約》，救國會諸君子發表致斯大林的***，表示憤慨，而張西曼卻撰文說，此“對援華初衷并無損害”；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后簽訂的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是損害中國利益的不平等條約，而張西曼卻以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保證了中國的復興》為題，撰文支持。朱正先生說，寫作此文，并非刻意指摘張西曼，而意在引發我們的思考，多想幾個為什么，因為“歷史不會重演，錯誤是會重演的”。難道我們二十世紀遭受的曲折和災難還不夠嗎?羅曼·羅蘭的《莫斯科日記》為什么要封存五十年?讀書界有多種說法，但我比較贊同程映虹的觀點：封存的原因并非保護他所寫到的人物(如高爾基等)，也并非當時的國際形勢所迫，問題的提出的意義不在弄個水落石出，而是為了道義的追問和質疑。朱正以《友好的眼睛難堪的現實》為題，也寫了一篇讀書札記，朱正強調它的特殊意義是：“在這段(封存)時間里，世界上發生了多少大事，蘇聯又發生了多少大事!二次世界大戰，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，戈爾巴喬夫否定了列寧的遺產，葉利欽促成了蘇聯的解體。”(186頁)，羅曼·羅蘭沒有想到——“其實應該想到：如果不存在一種克服那些消極東西的機制，這種結局就是不可避免的”。這本日記“將有助于研究這一歷史現象”(194頁)。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素在十月革命后也曾說過：“在這可詛咒的世界上，唯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點燃光明。”但羅素的預言破產了，多少人美好的“光明夢”也幻滅了。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曾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《我們不再受騙了》。他在文章中為蘇聯做了全面的辯護，這說明，他也受騙了。我想，假如魯迅先生能活到今天，他會怎樣面對自己這篇文字?他會以怎樣的勇氣反思?張西曼逝世于一九四九年七月，他自然不能與我們一道反思。但他那樣一個“固執親蘇”的人，也許無法面對九十年代的變局，如他生活在俄羅斯，也肯定會加入遺老的抗議行列。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，對俄羅斯民族和二十世紀是否罪人，我相信歷史會作出回答。有朋友說，讀朱正的書，始終讓人沉重。我卻補充說，朱正讓人沉重之后，并不讓人悲觀，而是讓人警醒，讓人洞悉二十世紀歷史的幽微。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，有什么比探究這段歷史更有意義呢?所以我推薦朱正的書，并愿更多的人讀到它，也愿更多的人不再被欺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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